国内关于典当业的研究——基于中国现代典当业独特性的研究

　　国内关于典当业的研究始于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从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末为典当业研究的第一阶段。此间，适值中国大陆典当业衰落时期而政府又极力倡导发展农村典当之际，这期间的典当研究以调查分析探讨实际问题为主，多属应用性质的理论研究。民国时的杨肇遇开中国典当制度史研究之先河，他在《中国典当业》（1929）一书中，对典当业的种类、组织、设备、营业、管理、票薄、书体、待遇、当税等方面进行了简明扼要的介绍。宓公干所的著《典当论》（1936）收集了当时全国各地有关典当业的大量调查统计资料及其亲自调查的材料，对当时全国各地以及世界各国典当业的运营状况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综合。这一时期研究典当业的学者还包括陆国香（1936）、张由良（1935）、王宗培（1934）等，他们分别对民国时期典当业的特点、典当业的资本、农村典当业存在的问题、典当业衰落的原因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一些改革与重振的对策。

　　

　　中国典当研究的第二阶段为上个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末期，背景是中国大陆的典当业被取缔的时期。这一时期对典当业的研究集中于明清及民国时期。韦庆远（1984）的清代典当制度研究系列论文对清代的皇当、“生息银两”制度的创建、演变及衰落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讨论清代典当业的社会功能。罗炳绵（1977，1978）、潘敏德（1985）初步分析了近代典当业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对近代中国典当业的类别、税捐、分布趋势、同业组织及社会意义等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刘秋根（1993）系统地考察了典当制度的演变，分析了典当业在国家财政上的意义及与社会经济、人们生活的关系。由于明清时期缺乏数据资料，刘秋根的分析仍偏重于民国时期。王裕明（1999）对当薄和当票的研究独有专长，他利用馆藏的当薄当票，对中国的旧式典当业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中国典当研究的第三阶段，为本世纪80年代末至今。由于1987年中国大陆恢复了典当业，关于典当业的研究亦相应增多，研究角度从经济史学逐渐扩展到法学及经济学领域。这一阶段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1.典当史理论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针对典当业复出这一现实而进行的具有为现实应用服务的基础研究。如曲彦斌（1993）对典当业的历史、典当与政治、经济生活、社会风气及佛教文化的关系进行了剖析，从文化史的角度，为我们研究典当业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李沙（1993，2000）、常梦渠和钱椿涛（1996）等从行业角度或以地域为限从宏观角度对中国的典当业及外国的典当业进行了比较研究。但从经营管理的微观视角对典当业进行研究和探讨仍然是薄弱环节。马俊亚（2002）指出近代江南典当业在为农民提供资金借贷来源的同时，也参与了江南地区的经济转型，参与了对现代工业的投资，而典当业自身也为适应现代经济组织而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李金铮（2002）对长江中下游地区典当业的数量、种类、资本与劳动构成、典当业的运作方式、衰落的原因等都进行了研究。李维庆（2009）以中国近现代为时代背景,以经济发展环境为研究基础,对近代典当业的兴盛状况、盛衰过程、原因、特点、历史地位等从宏观上进行了较为全面梳理,展示了近代传统典当业发展的概貌，并对中国近代典当业的组织形式、资本构成、经营理念、业务范围、风险防控、机构网络等方面进行了实证研究。杨勇（2009，2011）从经济社会功能、营业额、利润等方面研究了近代江南等地区的典当业的特点。

　　

　　2.典当业法律规制研究

　　

　　李婉丽、梁彗星（1994），姚晓菁（2005）等人结合审判实践中所遇到的典当纠纷案例，探讨了绝当后的当物所有权问题、经营权典当问题及当物涉赃的处理问题。程璐琳（2007）从静态和动态两方面对典当法律关系进行分析，并将我国的典当立法与欧美国家、东南亚国家及我国港台地区的典当法律制度作了比较，分析了我国典当法律制度现存问题，并提出了完善建议。王晓睿（2006）从政府监管的角度入手，回顾了政府对典当业监管的历史，对典当业监管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及产生原因进行分析，并对规范政府监管提出建议。此外，刘长河（2003）、胡振玲（2006）、邱占文（2008）、崔思兵（2009）、刘润仙（2010）等人均对中国典当业目前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从法律规制的角度分析了典当立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提出了相应的立法建议。

　　

　　3.典当业经济功能的研究

　　

　　在典当业经济功能的研究方面，王红兵（2005）分析了典当融资的特点和比较优势，并对当前典当业的融资业务、融资风险及其控制、典当融资进一步发展的可行性进行了探讨。杨健（2007）从放款规模、资金来源、主营业务、放款特征四个方面分析了形成典当行与银行客户细分的原因，提出典当行明确自身角色定位的重要性及措施。曾起泗（2007）则从财会角度对我国典当业进行了研究，分析典当业在会计核算方面存在的问题。管晶晶的（2004）利用简单的博弈理论，分析了典当行的博弈机理，并提出该行业的创新空间。曾康霖等（2005）探讨了当代我国典当业的性质定位及可持续发展问题，提出对典当合约定价的能力的提高及对政府过度监管的改善应是下一步发展的重点。王福明（2008）等学者则具体到细分业务的角度，分析了具体业务中存在的问题，并为典当行的发展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潘忠、刘英（2008）分析了典当业存在的普遍性问题及发展的策略，分析了典当业的再生与发展问题。阮宇哲和黄南（2008）探讨了典当业集约连锁经营的可能性及其具体途径。此外，一些学者缩小范围，以局部地区为切入口，基于地区性调研得出了具有一定价值的学术结论。如刘芳（2007）基于SWOT分析，对武汉市典当业的优势和劣势进行了总结，分析了外部环境机会和威胁，提出了适合该市典当业的有特色的发展策略。徐滢、张东成（2007）以浙江省典当业发展势头突出的金华市为样板，总结该地区发展典当业的经验教训，提出改进方案，为类似金华的中小城市发展典当业提供了借鉴。张志暹等（2009）则调查分析了甘肃省的典当业发展状况，并对该地区典当业存在的问题和风险进行了分析。此外，林秀钦（2009）、吴倩（2009）、李坚强（2009）、段军山（2010）等分别对江苏、安徽、山西和广东等地的典当业进行了调查研究，分析了当地典当业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周黎明、史晋川（2011，2012）研究了中国典当业的独特性质，将中外典当业分别界定为投资型典当和消费型典当，并建立模型，分析了中小企业的短期紧急融资选择，且分析了中国典当业在金融危机后期出现整体亏损的原因。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台湾学者对典当业的研究。台湾是世界上典当行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1，相对于中国大陆而言，台湾地区的典当业发展相对比较稳定，台湾学者对典当业研究也较为深入。林益弘（1996）从抵押品、利率与借贷市场的角度，分析了当铺在台湾平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并对Barro的借贷模型加以改进，探讨了在借款额固定的情况下，利率的决定因素，特别是其如何受借款人偿债能力及抵押品价值的影响。洪士峰（1999）分析了典当业存在的基础，认为典当业之所以存在，是基于“物”的信用，并从当物、当户的角度分析了台湾典当业的特点。陈鸿铭（2001）则从交易成本的角度，建立经济模型分析了台湾当铺业急需借贷的特点。吴佩玲（2008）则从台湾典当业机动车业务的角度，研究了营业质与汽车融资法律关系。总体而言，台湾学者对典当业的研究大都建立在较广泛调研的基础之上，对典当业的经济分析有较好的数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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