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出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国正在世界和平崛起之时，我们迎来了新中国70年华诞。《中国金融》杂志约我写一篇文章以示庆祝。庆祝新中国70年华诞，应该学习和运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中国金融70年进行回忆和总结，同时展望新时代中国金融业发展光辉前程。

从新中国成立到建成社会主义强国，中国金融业可分为三大发展阶段。1949～1978年，建立社会主义计划金融，为计划经济服务，巩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1978～2012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金融，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促进中国和平崛起；从2012年党的十八大开始，中国进入新时代，要先后建立社会主义现代金融和强国金融，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强国。

思考中国现代金融建设，要有登高望远的战略眼光。要看到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看到中国正在走向世界舞台，看到中国金融国际化大趋势。中国现代金融是1993年以来金融改革开放的延伸，是建设金融强国的第一阶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体制下金融体制的国际化。

下面，我重点思考今后15年现代金融建设的六项任务。

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维护人民币币值和金融体系长期稳定

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维护人民币币值和金融体系的长期稳定，促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中国现代金融建设的基础。

健全货币政策，保持人民币币值的长期稳定

物价变化受多方面影响，但归根到底决定于货币供应量。运用利率等货币政策工具，调控货币供应量，维护人民币币值稳定，仍是中央银行主要职责。要完善居民消费价格、生产资料价格和购买力平价指数编制。过去20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年均增长2.56%，今后15年也应力争维持在2%左右。到2018年底，全国M2和GDP之比202.9%，比欧美国家高出1倍多，但物价仍保持稳定，主要是因为我国与欧美国家融资制度不同，企业在银行有大量备付待用存款，货币供应量周转速度较慢。随着我国直接融资比例上升，货币流通速度加快，历史形成货币供应量过大的风险仍会暴露，对此风险，今后仍要严密注视。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双支柱调控框架，还需要逐步提高中央银行执行货币政策和加强金融监管的独立性。

坚持宏观审慎政策，维护金融稳定

今后15年，我国金融改革更加深入，金融开放更加扩大，国际资本流动和汇率波动幅度加大，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任务更为艰巨。按金融风险的危害程度，我把金融风险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单个金融机构和局部地区的风险。这些风险会经常发生，应按有关法规和市场运行机制及时处置。第二类是系统性金融风险。系统性金融风险是指股市、汇率、楼市波动相互传递，导致金融体系的部分或全部功能受到破坏所引发的大规模金融服务的中断，以及由此对实体经济造成的严重负面冲击。第三类是不同程度的金融危机。从1997年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发生的国际金融危机的形成机制看，对这样的金融危机，我国还是可以避免的。今后15年要更好地发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以及中央银行的作用，始终高度重视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防范和化解。

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双支柱调控框架，促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

新中国成立70年，我国经济年均增长8.1%，其中，改革开放40年年均增长9.4%。预测“十三五”期间经济增长6.5%。由于实施高质量增长发展战略和受中美贸易摩擦长期影响，加之经济总量基数大，预计“十四五”经济增长可能在5%到6%之间。预测中国经济总量在2033年左右达到甚至超过美国。

积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人民币国际化是指人民币成为全球广泛使用的可兑换的国际货币，在许多情况下是指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我国已开始人民币国际化发展进程，但要真正实现人民币国际化，使人民币的影响力与欧元相当，预测还需要15年以上的时间。

人民币国际化是我国经济开放的客观需要，也是国际金融业发展的需要

用人民币购买外汇，用于对外支付，需要支付2.5‰的汇兑差价。2018年，仅此，我国外贸企业要支付近7000亿元人民币。外汇汇率的变化，带给企业的损失更大。我国是全球第一大贸易国，也将成为全球最大的投资国。人民币国际化是我国对外开放的客观需要，也是经济全球化、改善国际金融体系的需要。人民币国际化要顺势发展，不是主动挑战美元，更不是为了替代美元。

人民币国际化步伐加快，但国际化程度较低。到2018年，人民币结算量占全球比例仅为全球第五位。各国持有的外汇储备人民币仅占1.89%。

完善人民币国际化基本制度和基础设施建设

最为重要的是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我记得1996年12月，在一次审议对外承诺人民币实现经常项目可兑换时，当时一位国务院领导说：资本项目可兑换要慎重，5年做不到。另一位国务院领导说：10年做不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使我国对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采取更为谨慎态度。尽管如此，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已迈出很大步伐。到2018年底，人民币在七大类共40项资本项目交易中，已实现可兑换、基本可兑换、部分可兑换的项目共计36项。不可兑换的主要是非居民不可在境内发行股票、证券、货币市场工具、衍生工具和其他工具等。扩大“沪港通”，开辟“沪伦（敦）通”，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举措。人民币国际化，要使人民币按照法规走出去，用得好，能回流；要发展石油等大宗产品期货市场，为人民币定价发挥作用；要发展人民币离岸中心，完善人民币结算系统。今后15年，这方面限制将逐步放开，最终达到欧美国家资本项目可兑换水平。

维护国际收支平衡，促进人民币汇率稳定

国际收支平衡是相对的，有的年份可能是收大于支，有的年份可能是支大于收，在几年内只要总体平衡，就可以说基本平衡。为促进国际收支平衡，要把贸易顺差占GDP的比例控制在3%以下，2018年为2.58%。当前，我国外汇储备充足有余，即使外汇储备有所减少，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仍有基础。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过去用外汇支付的国际支付，也可改为用人民币支付，维护国际收支平衡也不必用过多的外汇储备。

建立以大型金融企业为主导，中小型金融企业为基础，多功能、差异化服务的金融机构体系

按照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新要求，完善由商业金融、开发金融、政策金融、合作金融组成的金融机构服务体系。金融要支持产业和消费发展。同时要大力发展科技金融、生态金融、健康金融。今后完善金融组织体系，要在以下方面有重大突破。

推进大型金融企业战略转轨，提高对企业集团的国际化、综合化服务能力

当前，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四家大型商业银行按核心资本排名，已分别列世界十大银行前四位，但与欧美大型银行集团相比，仍存在综合服务能力弱、国际化程度低、法人治理结构不健全的问题。到2018年，我国五大商业银行境外业务占10%左右，非银行金融业务收入占5%，而美国四大银行控股集团境外业务所占比例平均在24.3%，非银行金融业务收入占40%左右。2019年世界500强企业中，中国企业上榜129家，已超过美国企业上榜121家。2018年中国企业500强中，每个企业平均资产已超过6000亿元。因此，要积极推进大型商业银行业务国际化、服务功能综合化，支持我国企业集团走出去，提高国际竞争力。

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投资银行和信托投资公司，建立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合理配置的融资制度

2002年到2008年,股票融资占社会融资规模平均比例只有3.39%。10年后，我国约有70万亿元可用于长期投资，发展资本市场有很大潜力。

股权融资比例低的原因有很多，笔者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上市公司质量较低。1998年至2017年，A股市场上市公司平均资本收益率仅为3%，剔除上市金融企业，其余上市公司收益率更低，导致居民认为买股票不如存款和理财。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缺少优质证券公司。中央大型金融控股集团和地方国有资本分别控股证券公司，自成体系，导致股权十分分散。2017年底，全国有131家证券公司，平均每个公司净资本仅为120亿元，营业收入仅为23亿元。中国最大的证券公司的营业收入，仅占美国最大的投资银行摩根大通的7%。到2020年，境外证券公司的外方股权比例已不受限制，中外证券公司竞争加剧。应该通过国有股东的推动和市场运作，以几家规模较大的证券公司为主，组建三到四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证券公司。争取到2035年，把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从现在的65%降到55%左右，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从现在55%降到50%左右。

在巩固和发展中小商业银行同时，巩固和发展合作金融

1990年，邓小平同志在谈论农业问题时指出，我国农业的改革和发展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2006年，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时，提出了农民专业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三位一体”发展的宏伟构想。新时代不断出现生产、供销、信用合作“三位一体”综合合作。要改进对新型合作经济的金融服务：一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推进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社回归本源，坚持为本地“三农”服务。禁止跨县设立机构，跨县办业务；坚持首先为农民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服务；逐步提高农商行中农民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股本比例；严格控制把现有农信社县联社改为农商行。二是要发展以乡（镇）、村社区建立的农民资金互助社，支持有条件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供销社发展内部信用合作。

把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

把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最早是由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提出的。党中央、国务院有关文件，多次提出把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预计到2035年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在全球地位可升至第4位，或更高些。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取得优异成绩

上海已经获得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地位。一是已成为国际上金融市场门类最为完备的城市之一。2018年，上海金融市场成交总额达1645.78万亿元，同比增长15.2%，全国直接融资总额中85%以上来自上海金融市场。二是上海已成为中外金融机构的重要集聚地。2018年末，在沪金融机构已有1605家。三是上海成为金融对外开放的前沿。2018年末，外资金融机构占上海金融机构的比例已经超过30%。“债券通”“沪港通”，以及原油期货、黄金国际板块相继启动。四是上海已成为我国金融改革创新的先行区和中国金融发展环境最完善的地区之一。2018年，上海市实现金融业增加值5781.63亿元，占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的17.7%，占全国金融业增加值的8.4%，居全国城市之首。2018年9月，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排名中,上海升至全球第五位。尽管如此，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离预期目标还相差很远。

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步伐

第一，立足国家发展战略利益，集中资源加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一是正确处理金融市场中心在上海和大型金融企业管理中心在首都的关系。大型金融企业要在上海逐步设立有相应经营管理权的上海总部，新建子公司应原则上设立在上海。二是正确处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关系。两个金融中心，建立在不同的政治、法律、制度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不会代替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把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必然执行国际金融中心通行的交易规则，香港金融中心的大部分功能，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也会具备。今后这两个中心将会扬长避短，协调发展，形成两个中心分工协作的关系，共同成为国际金融中心。

第二，以现有大型金融企业为主，通过兼并重组，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品牌跨国金融集团，并将总部设在上海。

第三，充分利用上海自贸区优势，在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方面逐步突破。2018年底，我国股票、债券市场，境外投资比例仅为3%～4%，到2035年可能会提高到15%左右。

第四，改善税收、法律、人才、营销等金融环境。

第五，加强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领导，充分发挥人民银行在国务院部际协调小组中的牵头作用。

提高中国在国际金融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

当前国际金融治理中的严重弊端

国际金融治理是指国际社会对国际金融体系的控制和管理，目的是让国际金融体系更好适应和促进经济全球化发展。当前，国际金融治理存在严重弊端。一是美元在全球的使用程度与其经济影响力越来越不适应。二是美元既是美国本币又是最重要的国际货币，美国从本国利益出发，实施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负面溢出效应凸显，带来了全球金融震荡。三是美元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审议重大问题时有一票否决权。四是全球缺乏应对处置全球金融危机的能力。

当前我国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的地位与我国经济实力不相匹配

一是我国经济总量名列世界第二，在IMF的特别提款权（SDR）中比例仅占10.92%，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仅居全球第五位，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储备中仅占1.89%。二是我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国际金融市场影响力较小。三是在全球及区域金融机构中的地位与我国经济实力不相适应。当前我国在IMF投票份额为6.3%，排名第三；在世界银行投票权占5.7%；在亚洲开发银行中份额仅占7.1%，大大低于日本的15%和美国的14.9%。

努力提高中国在国际金融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

2018年11月30日，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13次峰会上，就改善国际金融治理发表了重要讲话，我们要认真学习。

一是促进国际货币向多元化和合理化方向发展。1999年,欧元问世前，中国最早表示予以支持。在欧元大幅贬值时，中国央行用新增外汇储备购买欧元，促进了欧元稳定。在2010年发生欧债危机时，美国等国一些金融权威预言欧元崩溃时，中国央行评论欧元将在克服危机中完善。1994年，国务院公布外汇管理体制改革，明确把人民币改革为可兑换的货币。近几年，我国政府才提出促进人民币国际化。

二是通过二十国集团峰会，促进国际货币发行国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中国可运用二十国集团峰会，反映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对改善国际货币的建议；督促主要国际货币发行国减少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负面溢出效应；现在美国发债总量已超过经济总量，要督促美国控制国家债务水平。

三是提高对全球金融危机的防范救助能力。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中国央行曾承诺拿出30亿美元救助有关国家。今后要发挥中国央行和金融监管部门在对跨国金融机构监管中的作用，承担与权利相适应的义务。

四是促进区域金融合作。促进中国、日本、韩国和东盟10国的金融合作，上海合作金融组织的金融合作和全球国家的金融合作；发展央行之间的货币互换。

五是逐步提高我国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份额。督促有关国际金融机构执行有关规定，逐步提高中国在IMF及其SDR、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中的份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按期完成第十五轮份额总检查。提高新兴(300098,股吧)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治理中的话语权和高管人员的比例。

中美关系对我国现代金融建设的影响

能否高标准地进行我国现代金融建设，取决于我国执行正确的方针政策，取决于全党、全国人民特别是全国金融系统的努力。同时，也要正确处理好中国与外国，特别是与美国政府的关系，加强与国外有关国家的合作，尽量减小美国政府对我国金融建设的负面影响。

中国现代金融建设，给美国金融业提供了巨大的商机

中国现代金融建设的指导思想和核心内容，是扩大中国金融业的开放。从这一点讲，中国现代金融建设，也给美国金融业对外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商机。根据习近平主席在2018年博鳌论坛的讲话，中国迅速大幅度开放金融业，已批准摩根大通（中国）把股本比例升高到51%，2020年取消对外资比例限制，批准标准普尔在中国开办评级业务，同意外国清算机构在中国开展业务。欧元、人民币国际化，有利于减轻美国财政、货币、汇率政策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负面影响，提高中国在国际金融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有利于发挥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金融机构的作用。因此，笔者认为美国政府对中国现代金融建设应采取理解、欢迎和配合的态度。

推进以“协议、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是中美关系的历史选择

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经济、技术、文化等交流合作不可能分割。从长远看，中美不会成为盟友，也不会相视为敌。因此，我们认为中美之间可以建立以“协议、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对此，我们要有信心。中美元首在今年6月大阪会晤中已公开认可上列原则。日前，美国的一家权威机构进行民意调查，三分之二的人赞同按和平合作方针处理中美关系。

积极应对美国挑起中美金融摩擦

中国现代金融建设，对美国推行金融霸权会有一定的制约作用，美国政府的一些执政官员也会对中国现代金融建设或公开或暗地进行阻挠，也会对中国挑起金融摩擦，对此我们应有清醒认识和足够准备。美国挑起中美金融摩擦的时间、范围、方式，会依当时的中美关系而定。我国应继续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加强金融监管，提高应对中美金融摩擦的能力。

中国的发展与和平崛起，是任何国家、任何人阻挡不了的。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要总结过去，展望未来。笔者坚信，今后30年，我国将先后建成现代金融和强国金融，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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