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企业债务重组、到银行债转股，压力正在随着企业努力摆脱债务困境而逐步向银行传导。

　　

　　熔盛重工的一条公告成为引爆点，其总额高达171亿元的债转股“接盘者”包括了22家银行。有机构测算，中国银行成为中国最大民营造船厂熔盛重工的最大股东，持股比例将高达14%。随后有媒体称，对于这种非常态化的不良资产的处置方式，有关部门正在起草文件，明确对债转股的允许期限和处置手段。

　　

　　银行的不良率一直备受关注，对银行债转股热议的背后，实则是对中国银行业债务乃至中国整体债务、经济何时触底的担忧。

　　

　　一个事实与债转股

　　

　　随着开年前两个月数据的公布，与信贷投放的急速上升形成反差的是，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增速却创下历史新低，面对这样一组数据，农行战略规划部宏观经济金融研究处副处长范俊林表示，货币信贷与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走势背离的现象，去年已有苗头，这意味着资金空转或借新还旧，无法形成有效投资。

　　

　　“重点还是看债务。”一位银行人士表示，目前观察经济的重要切入点还是债务问题。

　　

　　债务负担加重，这是任何经济体在经济增速放缓后都要面对的问题。对于当前的中国经济而言，债务问题就像一团正在被拆开的毛线团，头绪众多但最终又会归结为一个节点。

　　

　　债务，这与银行有着无法拆解的关系。无论是企业负责、银行负责，还是国家负责，债务形成的原理是一样的，资产的增加，于企业来说往往意味着债务或者所有制权益的扩大，而债务很大部分就是来自于银行的贷款。对于银行来说，占据其资产端相当部分的就是发放给企业的贷款，如果企业无法正常归还贷款，那么这部分资产就通俗地被称为不良资产。

　　

　　“债转股对于银行来说，其实不是坏事，多一种资产处置路径在银行盈利下降的情况下是应该的。”上述银行业人士说。

　　

　　当前债转股的最大争议也就再此，对于银行来说是利弊哪个更大？

　　

　　“看规模吧，小规模没问题。他们是担心债转股的道德风险。如果经济一直低迷，银行会是受害者，本息变成贬值的股权了。但如果现在是经济底部，未来经济会逐步好转，那对银行是有利的。上一轮债转股时，上世纪末本世纪初，银行和专家也有很多意见；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许多企业的股权在2005年之后变得很值钱，比如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持有的茅台、贵州磷企的股权。”中国国际金融学会理事柴青山说。

　　

　　根据此前中金公司的估算，在1999年不良资产处置过程中，通过债转股这种方式处置了约4000亿元，占比约30%。信达和华融的运营表现也显示，在经济下行周期进行债转股，在经济上升周期能够获得可观的收益。

　　

　　国有四大资产管理中的长城、信达、东方三家都成立于1999年，另外一家华融成立于2012年，而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成立的背景就是银行体系的不良资产膨胀，专门对应中国农业银行(3.180,0.00,0.00%)、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交通银行不良资产的问题，其业务就是剥离四大行的不良资产。

　　

　　“好处是债转股一般会有政府补偿，企业债务不用担忧；缺点是银行参与企业没有比较优势。”范俊林说。

　　

　　从银行的盈利来说，债转股确实会降低收益。民生证券固定收益研究负责人李奇霖也认为，“债转股之后，资本占用成本变高了，而且没有利息了。”

　　

　　通常情况下，“债转股”完成后的收益主要来自分红、股权转让或资产重组，银行持有股权的根本目标并非实现资本增值或者运营企业，而是最大限度、最快速度的实现贷款回收。前述银行人士透露，去年底银行就针对盈利下降做出了业务转型的部署。

　　

　　对于银行来说，动议放开商业银行在企业利润下滑、淘汰产能持续的情况下，虽然多少有权宜之意，但与其让企业的贷款变成坏账，将这部分风险转化为尚有处置空间的资产，实则是务实之举。而且，从整体银行不良资产处置的机制和制度设计上来看，是必须要走的一步。

　　

　　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潘向东就坦言：“负债被剥离部分出去，就又可以放贷了。”

　　

　　一个担忧与不良率

　　

　　债转股背后，是另一个近两年来经常被提及的问题——不良率。

　　

　　中国银监会主席尚福林在2016年全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工作会议上称，截至2015年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已连续17个季度上升，且不良贷款率已连续10个季度上升。

　　

　　尚福林指出，随着经济增速从2011年的9.5%下降至2015年的7%左右，银行业利润增速就从2011年的39.3%陡然下降至2015年的2.3%，不良贷款却从1.05万亿元上升至1.95万亿元。这表明，“速度情结”再也难以为继，经营困难、风险加大使得银行业转型压力日益凸显。

　　

　　在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之下，银行不良率与经济运行之间的显著关系已经得到验证。经济学家以1996～2010年间包括阿根廷、巴西、智利、中国、哥伦比亚、多米尼加等25个新兴市场国家为样本设计了一套研究模型，选取了8个经济指标作为对银行不良率的影响系数，分别为：第一产业GDP指数、建筑业GDP指数、第三产业GDP指数、制造业企业景气指数、房地产投资额、货币供应量、CPI、居民消费水平指数。

　　

　　目前，国内对债务考量更多是看货币供应量。

　　

　　对此，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的常务副所长陈卫东提出，从融资角度看，应该把信贷和股票、债券等资本市场融资都加起来来研究当前的杠杆问题；从上市公司来看，我们的杠杆率是低于发达国家水平的。

　　

　　陈卫东强调，杠杆率的分析与当前的结构调整、资金流向密切相关，不应该单纯用传统数据解读杠杆率。

　　

　　吴晓灵在3月19日的中国高层发展论坛上坦言，担心全球过度依赖货币政策而积累的金融风险，但她也强调，中国的债务率并不严重，结构优化后，风险不大，应该发展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

　　

　　央行行长周小川也在论坛上传递出相同的信号：解决高杠杆的一个方法是“加快发展资本市场”，使企业能够增加股本融资，降低对借贷的依赖。

　　

　　目前银行债正在操作的债转股，与直接融资的方向是一致的。

　　

　　“一起打包了。”潘向东认为，债转股其实就是银行降低不良率的一个方面。

　　

　　范俊林也认为，“各种方式消化处置，债转股是其中一个手段。”

　　

　　前述银行人士表示，从上世纪90年代的债转股的操作来看，当前的债转股与以往不同的是，抵押物的价格已经趋于真实估值，因此在处置不良的时候，要重点考察抵押物的实际价格。

　　

　　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巴曙松则从企业的角度来分析当前的债务和处理问题。

　　

　　他指出，去产能对企业的盈利会造成影响，这也会加重债务负担，这是当前应该重点关注的问题；不同的产业，比如煤矿、钢铁产能过剩幅度都不一样，差异很大，所以对应在同一个需要去产能的行业，无论是好的企业还是坏的企业都会有亏损。

　　

　　“去产能的过程会是比我们想象得复杂和曲折，如果去产能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即使GDP增长触底了，盈利短期也很难触底，所以企业的亏损状况目前是不乐观的。包括房地产去库存也是一样的，房地产市场总体上虽然一二线城市销售回暖，但是整个三四线城市和全国总体的状况还是供大于求和以去库存为主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销售好转，但新拿地一直没有回暖的原因。”他说。

　　

　　目前，不良资产批量转让只能转让给资产管理公司，不良资产的转让创新也随之屡被提及。一位银行人士表示，“民营进来应该没有什么障碍，就看他们进不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