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横盘”调整
发布时间2014年01月28日浏览量：来源:辽宁典当网作者：财新《新世纪》 记者 霍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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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两年，中国经济增速划出一道横线：2013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7.7%，持平于2012年的最终核实数据。
一年多前市场担心的“硬着陆”并未出现。回顾危机后六年的增长轨迹，总结经验教训，在“4万亿”刺激下短暂地重回两位数增长后，去杠杆、结构转型、人口红利变化等中长期影响因素，将使中国经济增速在未来一段时间处于“七上八下”的水平。
有殷切寄望改革者认为，中国决策层应当容忍更低的经济增速，以促进增长方式转变和深层次改革。
高盛中国区副主席暨首席投资策略师哈继铭认为，失衡问题最终会通过某种方式的增长下调来得到纠正，而且调整越晚，幅度越大。投资占GDP比重下降，需要2014年经济增速低于7%才能实现。
然而，即便是作为政策主动调控的结果，短期内增速回落过快，实体经济各方面能否承受，都需仔细考量。比如，金融债务风险是否有缓释时间，企业能否迅速调整适应并保持盈利，居民收入能否在更低速度下仍然平稳增长。
在目前对潜在增长率的测算仍存分歧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速在“七上八下”的水平“横盘”一段时间，为企业等微观主体转型升级、政府强化民生保障留出调整余地，应是较为现实、冲击较小的路径。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认为，中国经济仍处在由过去10%左右的高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转换期，中高速增长的“底在何处”，还没有探明。力争今后一两年完成增长阶段的转换，进入一个新的稳定增长轨道或者状态。
目前财新记者获得的信息显示，2014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预计将定在7.5%左右，“区间管理”的调控思路仍将继续。从过往经验看，中国宏观政策较强的调控能力，表现为以基础设施投资为主的公共投资。因而，一旦经济增长回落到能容忍的下限，无需担心政府稳增长的能力。
真正值得关注的，还是风险化解和改革转型能否尽快落实见效。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宏观研究室主任牛犁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说，目前大的结构调整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产能过剩、房地产市场、财政金融风险、收入分配等深层次问题，都还需要深入推进解决。
地方债务风险需应对、产能过剩化解要动真格、节能环保指标得赶进度、欧美经济略微好转对中国出口拉动效果仍不确定、美联储量化宽松退出会带来怎样的“黑天鹅”事件——2014年中国决策层面临的考验不轻松。
增长动力“此消彼未长”
2013年中国GDP增长略超年初预期目标，是又一次预料之中的有惊无险。二季度GDP增速触及7.5%的下限后，中央出台了包括简政放权、盘活存量、结构性减税、加快基建设施投资在内的稳增长政策，三季度经济即止落回升。但是，四季度GDP同比和环比增速均小幅回落，显示出经济回升对“看得见的手”仍有很强的惯性依赖，实体经济并未出现有分量的新增长点，非政府部门的需求扩张，还不足以弥补政策“撒手”导致的需求下降，经济内生增长动力不稳。
从三次产业的增速变化看，去年四季度农业较为强劲的增长，对全年GDP企稳起了关键作用。去年前三季度，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4%，但全年第一产业增加值增长4%。由此估算，四季度第一产业增加值增速在5%左右。而第二三产业增速四季度均有所回落。
GDP环比增速的变化，也显示四季度经济增长也有所放慢，GDP环比增速从三季度的2.2%降至1.8%。
工业生产和投资增长的回落态势，在2013年12月表现更为明显。12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7%，比11月回落0.3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71%，比上月回落0.03个百分点。工业增加值同比和环比增速均连续两个月回落。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诸建芳认为，这主要是内需增长动能下降所致。
2014年1月汇丰中国采购经理人指数（汇丰PMI）初值为49.6，较上月初值下降0.9个百分点，为六个月来低点。这预示着国内需求走弱还在延续。
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已经连续四个月回落。2013年1月至12月，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名义增长19.6%，比前11个月回落0.3个百分点；12月环比增长1.41%，持平于前两月。
单个月的投资增速变化更能反映趋势变化。计算显示，12月当月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已经降至17.1%，是近年来的最低水平。
信达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邱继成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说，投资下滑速度比较快，去年12月尤其下滑更快，主要是因为除了房地产维持稳中有升的态势，制造业和基础设施投资回落都很猛，12月当月的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速仅为8.7%，降幅之大令人担忧。
瑞银集团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认为，投资放缓的关键因素之一是，三季度以来信贷增速放慢。
不仅仅是信贷，2013年下半年社会融资总量收紧的趋势明显。分时间阶段看，上半年社会融资规模为10.15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2.38万亿元；下半年为7.14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少8497亿元。12月新增人民币贷款4825亿元，明显低于市场预期。
去年下半年债市利率攀升，导致企业债发行量明显减少。这也意味着进入实体经济的中长期资金在减少。
邱继成认为，如果12月的投资下滑不是月度因素，而是趋势性的下滑，对GDP影响就比较大。今年防控债务风险、推进利率市场化等金融改革，整体上对投资的影响会比较大。
市场研究机构莫尼塔首席经济学家苏畅预计，按照四季度以来的趋势，2014年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估计将回落到16%左右。
国内消费多年不温不火，今年欧美经济复苏对中国外需的拉动，被寄望为经济增长贡献更多动力。2013年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率是-4.4%。多数人对今年的外需前景持乐观预期。
但是，哈继铭并不认为美欧的复苏能够显著拉升中国出口增长。他的理由是，首先，人民币升值和工资上涨将进一步削弱其出口竞争力；其次，近年来新兴市场国家在中国出口中所占比例显著上升，由于自身结构性问题和美联储缩减资产购买的潜在影响，这些经济体的增长面临很大不确定性。
邱继成则认为，危机前全球贸易增速双倍于GDP增速的局面难以重现，未来十年左右可能是全球贸易增速和GDP增速同步状态。所以，即使全球GDP增速回升，贸易增速也不会太猛。中国出口增速可能维持在7%-10%的水平。
调结构关注就业和收入
中国强调经济增速不破下限，也在情理之中。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许宪春去年7月在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的研讨会上指出，无论是1999年还是2009年，经济增速滑落到7%以下的时候，企业倒闭、工人失业现象很严重。所以，现阶段中国经济增速降到7%以下看起来是很难承受的。随着经济发展条件的变化，比如劳动力、自然资源、环境的供给条件变化，将来经济增速也可以落到7%以下。
因此，“十二五”最后两年，观察评估后再决定增速是否再下台阶，同时利用这个时间窗口加快结构调整和改革，是谨慎的选择。
邱继成认为，如果结构转型很快实现，高效益的产业增加，总体增速保持在7%，企业和个人的总体感受不会太难受；如果经济结构转型没有很快完成，增长速度却降下来了，影响就很大。所以，“保持7.2%到7.5%的速度，稳一稳比较好，猛地下来可能会出问题”。
值得担忧的是，目前微观主体已经出现“不太好受”的迹象，企业利润下滑，居民收入减速，尤其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低于GDP增速。
2013年GDP实际增长7.7%，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7%，同比增幅较上年下降2.6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为9.3%，同比增幅下降1.4个百分点。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的实际增速，是2002年以来的最低增速。
“十二五”规划提出了城乡居民收入增幅与GDP同步的目标。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范剑平认为，如果2014年、2015年没有更多惠民政策出台，如果收入分配改革在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方面，也没有一些符合市场起决定作用的硬措施，完成规划目标困难较大。
对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与GDP的差距，国家统计局住户办主任王萍萍解释，2013年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为4.92‰，GDP实际增长7.7%，按人口平均人均GDP实际增长7.1%，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7%基本同步。不过，范剑平估计，城镇人均GDP增速应该更高，估计在8%以上，差距问题可能更严重。
牛犁认为，收入下降对消费会有影响，但不一定是短期内的直接影响，因为有些消费是积累的，有些是跨代消费。但是，城镇居民收入增幅低于GDP，城乡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大蛋糕”中的比重越来越低，确实是中国面临的中长期问题，不利于扩大内需。
2013年的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是50%，比上年下降1.8个百分点；资本形成总额的贡献率是54.4%，较上年提高4个百分点。
哈继铭担心，如果政府3月公布的2014年增长目标为7.5%，市场不会为此感到兴奋，因为这意味着更加恶化的经济失衡。这一目标只能通过进一步的失衡来实现。
经济结构调整方面，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1月20日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产业结构优化、需求结构改善、区域结构协调性增强、城乡收入分配比例进一步合理，是过去一年的积极进展。
“十二五”已走过三年，国家发改委去年组织完成的“十二五”规划中期评估报告指出，规划提出的24个主要指标，绝大部分的实施进度好于预期；但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方面的四个指标完成得不理想，进度滞后于预期。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司长徐林在今年1月22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指出，“后两年进度必须比前几年加大才能实现”。
“解决一切结构问题的关键，在于收入分配。”牛犁认为，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政府收入比重应尽可能减少，企业的比重能稳住就算不错，城乡居民收入的比重应该增加。“这是增加终端消费。如果老百姓的钱没有增加，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培育新兴产业都谈不上。”
去年2月，国务院批转了发改委、财政部、人社部制定的《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但此后，具有可操作性的具体方案并未出台。
牛犁认为，下一步肯定还要加快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这是解决几大结构问题的关键。这个问题解决了，投资消费关系就理顺了，也会慢慢引导产业结构好转，区域结构、城乡结构、资源环境压力都会慢慢随之变化。
严防短期风险暴露
进入2014年，国内外投资者被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信号所激发出的信心有些回落，市场的关注点又回到中国面临的短期问题：流动性状况是否会恶化，地方政府债风险是否会局部暴露。而这两个问题又密切关联，根源上都取决于货币政策基调的宽松与否。
在降杠杆、去产能的过程中，作为总量调控政策的货币政策，维持中性偏紧是必要的。虽然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货币政策仍定调为稳健的货币政策，但央行近期的言论和行动，显示政策基调不太可能偏向宽松。去年12月底到今年1月初，货币市场利率相对较高，但央行公开市场操作的出手一直谨慎。
央行在今年1月中旬的货币信贷工作会议上称，1月以来，在银行体系流动性供应较为宽裕和商业银行追求“早投放、早收益”等影响下，贷款增长较快。货币信贷部门要及时提示风险，引导金融机构加强流动性和资产负债管理，合理安排贷款投放节奏，防止资产过快扩张。
哈继铭认为，中国和美国货币政策的“同步性”，会随着美联储进一步缩减资产购买规模而继续，2014年中国的货币和信贷政策可能偏紧。
不过，在流动性管理方面，最近看到一些新的尝试。2013年开始使用的常备借贷便利（SLF）工具，从今年1月20日起扩容，在北京、江苏、山东、广东、河北、山西、浙江、吉林、河南、深圳试点，向符合条件的四类中小金融机构提供短期流动性支持。央行广州分行的试点通知还指出，隔夜、7天和14天三档SLF，春节期间的指导利率暂定为5%、7%和8%，并将探索常备借贷便利利率发挥货币市场利率走廊上限的功能。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认为，给定利率走廊上限，有助于避免货币市场出现利率畸高的极端情况。此前，由于央行一直未就市场利率水平明确表态，市场面对“无锚”状态，各个品种利率迅速向上漂移。但在给定利率上限之下，利率的频繁波动则仍无法避免。这意味着，今年货币市场利率将呈现“振幅会收窄、波动仍频繁”的特征。
去年6月末银行间市场的流动性风波，一定程度上是金融机构预期不明确之下的“心慌”，加剧了流动性紧张。此番央行给出春节期间暂定指导利率，并在1月20日傍晚通过官方微博账号“央行微播”公开预告，次日还将进行逆回购操作，这些做法可算是央行在与公众沟通和预期管理方面的尝试。其效果如何，仍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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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多前市场担心的“硬着陆”并未出现。回顾危机后六年的增长轨迹，总结经验教训，在“4万亿”刺激下短暂地重回两位数增长后，去杠杆、结构转型、人口红利变化等中长期影响因素，将使中国经济增速在未来一段时间处于“七上八下”的水平。
有殷切寄望改革者认为，中国决策层应当容忍更低的经济增速，以促进增长方式转变和深层次改革。
高盛中国区副主席暨首席投资策略师哈继铭认为，失衡问题最终会通过某种方式的增长下调来得到纠正，而且调整越晚，幅度越大。投资占GDP比重下降，需要2014年经济增速低于7%才能实现。
然而，即便是作为政策主动调控的结果，短期内增速回落过快，实体经济各方面能否承受，都需仔细考量。比如，金融债务风险是否有缓释时间，企业能否迅速调整适应并保持盈利，居民收入能否在更低速度下仍然平稳增长。
在目前对潜在增长率的测算仍存分歧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速在“七上八下”的水平“横盘”一段时间，为企业等微观主体转型升级、政府强化民生保障留出调整余地，应是较为现实、冲击较小的路径。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认为，中国经济仍处在由过去10%左右的高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转换期，中高速增长的“底在何处”，还没有探明。力争今后一两年完成增长阶段的转换，进入一个新的稳定增长轨道或者状态。
目前财新记者获得的信息显示，2014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预计将定在7.5%左右，“区间管理”的调控思路仍将继续。从过往经验看，中国宏观政策较强的调控能力，表现为以基础设施投资为主的公共投资。因而，一旦经济增长回落到能容忍的下限，无需担心政府稳增长的能力。
真正值得关注的，还是风险化解和改革转型能否尽快落实见效。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宏观研究室主任牛犁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说，目前大的结构调整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产能过剩、房地产市场、财政金融风险、收入分配等深层次问题，都还需要深入推进解决。
地方债务风险需应对、产能过剩化解要动真格、节能环保指标得赶进度、欧美经济略微好转对中国出口拉动效果仍不确定、美联储量化宽松退出会带来怎样的“黑天鹅”事件——2014年中国决策层面临的考验不轻松。
增长动力“此消彼未长”
2013年中国GDP增长略超年初预期目标，是又一次预料之中的有惊无险。二季度GDP增速触及7.5%的下限后，中央出台了包括简政放权、盘活存量、结构性减税、加快基建设施投资在内的稳增长政策，三季度经济即止落回升。但是，四季度GDP同比和环比增速均小幅回落，显示出经济回升对“看得见的手”仍有很强的惯性依赖，实体经济并未出现有分量的新增长点，非政府部门的需求扩张，还不足以弥补政策“撒手”导致的需求下降，经济内生增长动力不稳。
从三次产业的增速变化看，去年四季度农业较为强劲的增长，对全年GDP企稳起了关键作用。去年前三季度，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4%，但全年第一产业增加值增长4%。由此估算，四季度第一产业增加值增速在5%左右。而第二三产业增速四季度均有所回落。
GDP环比增速的变化，也显示四季度经济增长也有所放慢，GDP环比增速从三季度的2.2%降至1.8%。
工业生产和投资增长的回落态势，在2013年12月表现更为明显。12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7%，比11月回落0.3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71%，比上月回落0.03个百分点。工业增加值同比和环比增速均连续两个月回落。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诸建芳认为，这主要是内需增长动能下降所致。
2014年1月汇丰中国采购经理人指数（汇丰PMI）初值为49.6，较上月初值下降0.9个百分点，为六个月来低点。这预示着国内需求走弱还在延续。
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已经连续四个月回落。2013年1月至12月，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名义增长19.6%，比前11个月回落0.3个百分点；12月环比增长1.41%，持平于前两月。
单个月的投资增速变化更能反映趋势变化。计算显示，12月当月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已经降至17.1%，是近年来的最低水平。
信达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邱继成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说，投资下滑速度比较快，去年12月尤其下滑更快，主要是因为除了房地产维持稳中有升的态势，制造业和基础设施投资回落都很猛，12月当月的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速仅为8.7%，降幅之大令人担忧。
瑞银集团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认为，投资放缓的关键因素之一是，三季度以来信贷增速放慢。
不仅仅是信贷，2013年下半年社会融资总量收紧的趋势明显。分时间阶段看，上半年社会融资规模为10.15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2.38万亿元；下半年为7.14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少8497亿元。12月新增人民币贷款4825亿元，明显低于市场预期。
去年下半年债市利率攀升，导致企业债发行量明显减少。这也意味着进入实体经济的中长期资金在减少。
邱继成认为，如果12月的投资下滑不是月度因素，而是趋势性的下滑，对GDP影响就比较大。今年防控债务风险、推进利率市场化等金融改革，整体上对投资的影响会比较大。
市场研究机构莫尼塔首席经济学家苏畅预计，按照四季度以来的趋势，2014年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估计将回落到16%左右。
国内消费多年不温不火，今年欧美经济复苏对中国外需的拉动，被寄望为经济增长贡献更多动力。2013年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率是-4.4%。多数人对今年的外需前景持乐观预期。
但是，哈继铭并不认为美欧的复苏能够显著拉升中国出口增长。他的理由是，首先，人民币升值和工资上涨将进一步削弱其出口竞争力；其次，近年来新兴市场国家在中国出口中所占比例显著上升，由于自身结构性问题和美联储缩减资产购买的潜在影响，这些经济体的增长面临很大不确定性。
邱继成则认为，危机前全球贸易增速双倍于GDP增速的局面难以重现，未来十年左右可能是全球贸易增速和GDP增速同步状态。所以，即使全球GDP增速回升，贸易增速也不会太猛。中国出口增速可能维持在7%-10%的水平。
调结构关注就业和收入
中国强调经济增速不破下限，也在情理之中。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许宪春去年7月在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的研讨会上指出，无论是1999年还是2009年，经济增速滑落到7%以下的时候，企业倒闭、工人失业现象很严重。所以，现阶段中国经济增速降到7%以下看起来是很难承受的。随着经济发展条件的变化，比如劳动力、自然资源、环境的供给条件变化，将来经济增速也可以落到7%以下。
因此，“十二五”最后两年，观察评估后再决定增速是否再下台阶，同时利用这个时间窗口加快结构调整和改革，是谨慎的选择。
邱继成认为，如果结构转型很快实现，高效益的产业增加，总体增速保持在7%，企业和个人的总体感受不会太难受；如果经济结构转型没有很快完成，增长速度却降下来了，影响就很大。所以，“保持7.2%到7.5%的速度，稳一稳比较好，猛地下来可能会出问题”。
值得担忧的是，目前微观主体已经出现“不太好受”的迹象，企业利润下滑，居民收入减速，尤其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低于GDP增速。
2013年GDP实际增长7.7%，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7%，同比增幅较上年下降2.6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为9.3%，同比增幅下降1.4个百分点。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的实际增速，是2002年以来的最低增速。
“十二五”规划提出了城乡居民收入增幅与GDP同步的目标。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范剑平认为，如果2014年、2015年没有更多惠民政策出台，如果收入分配改革在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方面，也没有一些符合市场起决定作用的硬措施，完成规划目标困难较大。
对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与GDP的差距，国家统计局住户办主任王萍萍解释，2013年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为4.92‰，GDP实际增长7.7%，按人口平均人均GDP实际增长7.1%，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7%基本同步。不过，范剑平估计，城镇人均GDP增速应该更高，估计在8%以上，差距问题可能更严重。
牛犁认为，收入下降对消费会有影响，但不一定是短期内的直接影响，因为有些消费是积累的，有些是跨代消费。但是，城镇居民收入增幅低于GDP，城乡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大蛋糕”中的比重越来越低，确实是中国面临的中长期问题，不利于扩大内需。
2013年的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是50%，比上年下降1.8个百分点；资本形成总额的贡献率是54.4%，较上年提高4个百分点。
哈继铭担心，如果政府3月公布的2014年增长目标为7.5%，市场不会为此感到兴奋，因为这意味着更加恶化的经济失衡。这一目标只能通过进一步的失衡来实现。
经济结构调整方面，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1月20日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产业结构优化、需求结构改善、区域结构协调性增强、城乡收入分配比例进一步合理，是过去一年的积极进展。
“十二五”已走过三年，国家发改委去年组织完成的“十二五”规划中期评估报告指出，规划提出的24个主要指标，绝大部分的实施进度好于预期；但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方面的四个指标完成得不理想，进度滞后于预期。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司长徐林在今年1月22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指出，“后两年进度必须比前几年加大才能实现”。
“解决一切结构问题的关键，在于收入分配。”牛犁认为，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政府收入比重应尽可能减少，企业的比重能稳住就算不错，城乡居民收入的比重应该增加。“这是增加终端消费。如果老百姓的钱没有增加，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培育新兴产业都谈不上。”
去年2月，国务院批转了发改委、财政部、人社部制定的《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但此后，具有可操作性的具体方案并未出台。
牛犁认为，下一步肯定还要加快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这是解决几大结构问题的关键。这个问题解决了，投资消费关系就理顺了，也会慢慢引导产业结构好转，区域结构、城乡结构、资源环境压力都会慢慢随之变化。
严防短期风险暴露
进入2014年，国内外投资者被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信号所激发出的信心有些回落，市场的关注点又回到中国面临的短期问题：流动性状况是否会恶化，地方政府债风险是否会局部暴露。而这两个问题又密切关联，根源上都取决于货币政策基调的宽松与否。
在降杠杆、去产能的过程中，作为总量调控政策的货币政策，维持中性偏紧是必要的。虽然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货币政策仍定调为稳健的货币政策，但央行近期的言论和行动，显示政策基调不太可能偏向宽松。去年12月底到今年1月初，货币市场利率相对较高，但央行公开市场操作的出手一直谨慎。
央行在今年1月中旬的货币信贷工作会议上称，1月以来，在银行体系流动性供应较为宽裕和商业银行追求“早投放、早收益”等影响下，贷款增长较快。货币信贷部门要及时提示风险，引导金融机构加强流动性和资产负债管理，合理安排贷款投放节奏，防止资产过快扩张。
哈继铭认为，中国和美国货币政策的“同步性”，会随着美联储进一步缩减资产购买规模而继续，2014年中国的货币和信贷政策可能偏紧。
不过，在流动性管理方面，最近看到一些新的尝试。2013年开始使用的常备借贷便利（SLF）工具，从今年1月20日起扩容，在北京、江苏、山东、广东、河北、山西、浙江、吉林、河南、深圳试点，向符合条件的四类中小金融机构提供短期流动性支持。央行广州分行的试点通知还指出，隔夜、7天和14天三档SLF，春节期间的指导利率暂定为5%、7%和8%，并将探索常备借贷便利利率发挥货币市场利率走廊上限的功能。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认为，给定利率走廊上限，有助于避免货币市场出现利率畸高的极端情况。此前，由于央行一直未就市场利率水平明确表态，市场面对“无锚”状态，各个品种利率迅速向上漂移。但在给定利率上限之下，利率的频繁波动则仍无法避免。这意味着，今年货币市场利率将呈现“振幅会收窄、波动仍频繁”的特征。
去年6月末银行间市场的流动性风波，一定程度上是金融机构预期不明确之下的“心慌”，加剧了流动性紧张。此番央行给出春节期间暂定指导利率，并在1月20日傍晚通过官方微博账号“央行微播”公开预告，次日还将进行逆回购操作，这些做法可算是央行在与公众沟通和预期管理方面的尝试。其效果如何，仍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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