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3月11日，银监会批准5家民营银行试点，深圳前海微众银行、上海华瑞银行、温洲民商银行开业。2015年3月5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围绕服务实体经济推进金融改革。推动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成熟一家，批准一家，不设限额。2015年6月22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银监会“关于促进民营银行发展指导意见”，随着经济、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将迎来民营银行发展的春天。

 

　　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金融体系发生结构性变革，美元的霸权地位和美国传统金融模式也面临挑战。中国的经济需要走出一条什么样的崛起之路？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大国金融？中国未来的金融市场会呈现出怎样的发展趋势和特征？这些都值得我们深思。新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是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相推进的，金融体制改革30年来，中国金融体系的演变是朝着市场化、国际化、多元化和多层次的方向发展的，未来，这样的趋势还将延续。现在，对我国民营银行的发展道路进行思考和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民营银行的发展已经经过了几个阶段，以前一放就乱，一管就死。在新一轮民营银行的发展过程中，应树立“进得来、管得住、退得出”工作思路。既能保证存款人的权益，又能保证社会稳定。

 

　　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决定因素是人的素质。对于发展民营银行来说，当今的竞争实际上是人才竞争，民营银行的经营成败，发展与否，人的素质是决定性因素。在上世纪90年代，许多城市信用社确实为城市个体经营户提供了良好的金融服务，为什么有的城市信用社出了很多问题，比如不良贷款坏账问题，经营不善严重亏损问题。其重要原因是一些城市信用社的经营管理者有问题。为什么有的城市信用社就没有出现问题，实现了良好发展？与主任、法人代表人选有很大关系，这些经营管理者人品好、爱学习、懂经营、会管理、办事讲原则。所以，用人选人非常重要。人是第一决定因素。因此在监管当局审批民营银行时，要把选人放在重中之重。

 

　　多年来，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受到限制，造成这些限制的原因，除了相关管理部门的不协调导致的市场分割影响了高层决策之外，还是因为在渐进改革过程中始终要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在这种压力下，由于缺乏对金融机构倒闭、破产的法律支持，监管部门往往承担了超越其所能控制的风险管理任务，即在市场出现风险时，不论产生风险的原因是什么，监管部门都有责任确保金融和社会的稳定。因此，监管部门对金融业的市场化过程，自然会采取过度谨慎的态度。

 

　　促进民营银行发展，要尽快完善金融机构的市场化退出机制。进一步完善破产法，尤其是应出台金融机构的破产法，实现金融机构的市场退出法制化和规范化。在当前，要重视“大而不能倒”的问题，更要重视“小而不能倒”的问题。2015年5月1日，出台了《存款保险金制度条例》，为金融机构的市场退出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促进民营银行发展，要处理好风险防范与鼓励创新的关系。一方面，对于易引发金融风险的新业务，要谨慎放行；对于尚未建立风险控制措施的新业务，要予以坚决制止。另一方面，对于有利于增强金融机构盈利能力但稍有风险，只要措施得当，风险能得到控制的新业务行为，要支持；对于有利于直接改善风险控制的新业务，要予以坚决支持。

 

　　对于监管部门来说，提高对创新与违规的识别能力至关重要。因为，任何一项创新活动都不可能与原有制度严丝合缝，而原有制度安排的出发点往往是为了防范风险和防止违规。因此，在严格监管金融机构遵纪守法的同时，对金融机构提出的每一项新动议、每一项新业务方案，监管部门不能简单拿现行制度进行衡量，相一致就批准，相抵触就不批准；也不能以自身研究准备不足而不批准；或者采取默认态度，允许其打擦边球，任其发展，搞糟了再亡羊补牢。

 

　　监管当局应按照市场经济规律，按照我国的国情，认真总结和借鉴国外对民营银行发展的经验，科学设计民营资本的布局，包括区域性商业银行、社区商业银行、农村金融机构，在民营银行的发展规划中，需要考虑县域经济的发展实际需要。

 

　　根据我国的国情和商业银行发展的实际情况，应该建立一个多层次、竞争性、市场化的商业银行体系，应该构建一个包括村镇或社区性银行（含农村信用社）、区域性银行、全国性银行和跨国银行在内的多层次银行体系。